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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、秦汉时期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铸币制不统一，铜币形制多样且重量、成色差异很大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（公元前221年）后推行半两钱为主的货币制度，但由于中央集权管理成本高，货币仍未完全标准化，不同地区和民间仍流通各种成色不一的钱币。
西汉初年，统治者也多次更改币制，发行过几种不同重量的半两钱，但效果不佳，主要困扰在于私铸盛行和货币贬值，即不法之徒盗铸轻薄币、降低铜含量牟利。这造成市场上真伪优劣铜钱并存，币值混乱，某种程度上出现过劣币扰乱市场的情况。
西汉文帝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反例。文帝于公元前175年下诏开放民间自由铸币（“除盗铸钱令”），允许私人依法铸造新钱“四铢半两”。政府提供了标准样币（每铢约0.651克，四铢约2.6克）供民间参照铸造，并将原本属于朝廷的铸币利润让渡给民间，以激励更多足值铜钱的生产。
在不设固定比价、竞争铸币的环境下，私营铸币者为了使自己的钱币更受欢迎，实际倾向于铸造成色更高、重量更足的铜钱。考古分析证明，在文帝开放铸币的约30年间（前175～前144年），民间铸造的四铢半两钱 质量明显优于 朝廷垄断时期的货币——铜含量更高、重量更足。也就是说，良币通过竞争驱逐了劣币：品质低劣、重量不足的铜钱因无人愿意接受而逐渐退出，市场流通的钱币质量普遍提高。
这一时期的货币稳定与充裕，也为“文景之治”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。需注意，文帝的“放铸”政策是中国史上唯一一次长期允许民间自由铸币的尝试，大约持续了三十年，后于景帝末年收回铸币权。此后中央重新垄断铸币，并在汉武帝时改行“五铢钱”制度。
但文帝时期的经验表明：在没有法定汇率束缚且信息透明的情况下，市场机制会奖励“良币”，并能暂时逆转格雷欣法则——这成为张五常等人论证“良币可驱逐劣币”的经典案例。
反观西汉之后的短暂新朝和东汉末年，则出现了典型的“劣币驱逐良币”乱象。
王莽篡汉建立新朝（公元9～23年）期间，进行了四次激进的币制改革。他滥发新币、规定复杂的币值兑换：如发行大面值的“大泉五十”钱（面值当50枚五铢钱）、以及仿古刀币、贝币等，与旧五铢钱同时流通，并强制规定各种新旧币的比价。由于这些新币实际含铜量远不及其名义价值，属于严重高估面值的劣币，百姓很快失去信任。
结果流通中出现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：足值的旧五铢钱（良币）被人们惜藏不出，新莽新币（劣币）充斥市场，但因购买力低下，交易变得更加困难。史载当时经济遭受重创，货币流通功能大幅削弱，物价飞涨。
东汉末年（公元189年），军阀董卓执政时进一步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币制崩坏。
董卓为了急需的军费，公然大幅削减钱币含量：他铸造了一种极端轻薄的小钱，钱上不铸文字，重量仅0.3克，却命令按一枚当作“五铢钱”使用。相比之下，一枚正常东汉五铢铜钱重量约3克以上，董卓的新钱只有标准的十分之一重。也就是说，熔化一枚旧五铢钱的铜料，可以铸成十枚董卓小钱。这相当于获取十倍铸币利润，却以法律手段强令百姓接受。
这样的劣币很快导致恶性通胀和市场混乱：良币（原有五铢钱）几乎从市面上绝迹，人们不得不用大把轻钱进行交易，实际购买力大跌。
唐代
唐朝初年实行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。开元通宝自唐高祖、唐玄宗时铸行后，作为标准铜钱一直流通数百年，铜质和重量较统一，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了币值稳定。因此盛唐时期很少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。然而，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朝财政陷入危机，中晚唐时期开始出现劣币扰乱经济的情况。
著名的例子是唐肃宗在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实行的货币改革。为缓解巨额军费压力，肃宗在大臣第五琦建议下铸行“大钱”，命名“乾元重宝”。乾元重宝每枚重约5.97克，官方规定值当10枚开元通宝。
但事实上，开元通宝每枚约重3.98克，二者重量比不过1:1.5，也就是说乾元重宝实际含铜量远不及规定价值：理论上5.97克的新钱最多抵1.5枚旧钱，而政府却定它值10枚。如此严重高估，意在通过铸币获取十倍暴利，造成实际上的通货膨胀。结果大量劣币（乾元重宝及民间盗铸的伪币）涌入市场，物价迅速上涨。
然而唐代民众和商贾并非不知情，他们很快区别对待新旧铜钱：如果用成色足、分量足的开元通宝（良币）支付，商家收币心甘情愿，交易价格较低（称为“实钱价”）；若用轻于标准的乾元重宝（劣币）支付，商家往往提价，要求更多数量（称“虚钱价”）。
于是市面上同时出现了“一物两价”的怪现象——以良币计价则价低，以劣币计价则价高，劣币实际被打了折扣。
史载：“缘人厌钱价不定，人间抬加，价钱为虚钱。”即由于人们厌恶劣币，物价纷纷抬高，用劣币计价称为虚价。可见，尽管乾元重宝劣币泛滥，良币（开元通宝）并未被完全驱逐消失，反而通过民间自主定价，与劣币并行形成双轨。
唐肃宗最终也不得不承认现实：先是在上元元年（760年）下诏降低乾元重宝的法定兑价（将之前更大号的“重轮乾元重宝”从值50文降为30文）；接着又正式允许民间以虚价和实价两套价格交易，“官府认同钱有虚实之称”，等于承认了良币加价流通的合法性。
这一政策调整说明，市场自发调整已部分破解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。唐代好钱虽一度稀少，却未完全退出流通，而是在民间按更高价值交易。这次事件也成为古代中国官方首次承认“双价制”的案例，凸显了市场力量对抗劣币的作用。
宋代
两宋时期，货币形态更为复杂，既有铜钱铁钱等硬币，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。宋代也发生过多次因币制变更导致的劣币驱良币现象，其中北宋徽宗时期的大钱事件堪称典型。
宋徽宗崇宁、大观年间（约公元1102～1110年），朝廷因为财政需求开始大量铸造大面值铜钱。例如，大观年间推出的“当十大钱”（面额相当于10文小平钱）就是一种直径达5厘米以上的大铜币。
理论上，“当十”的币值应等于10枚普通小铜钱。然而实际上，铸造一枚当十钱所用铜料却远不足10枚小平钱的重量。
根据测算，一枚当十铜钱仅含铜9斤7两2钱，而10枚小平钱共需铜36斤4两，两者比值只有约1:3，即当十钱的含铜量不到同等面值小钱的33%。这意味着官方大幅高估了大钱价值——用三四枚小钱的铜就铸成一枚当十钱，却能当十枚用。巨大的铸造利润使官炉和不法分子趋之若鹜。
结果北宋后期出现了民间私铸盛行的风潮：各处盗铸者制造大量质次的大钱流入市场。正规的钱币尚且成色不足，私铸品质量更无保证，于是劣币充斥，导致北宋末年当十大钱急剧贬值，其实际兑换价值远低于法定10文。
史载当时物价飞涨、民怨鼎沸，宋徽宗朝接连爆发民变和起义，这些货币政策失误被认为是因素之一。“当十风波”最终以大钱信用崩溃告终，小铜钱重新成为主流。
宋代的纸币发行也值得一提。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，出现了交子、会子等官方纸钞。早期纸币本可兑换铜钱，尚能维持信用；但朝廷往往因财政困窘而滥发无节制，并废除了纸币兑现金属的承诺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南宋末年，纸币贬值，民间对其信心尽失，不愿接受，转而以铜钱、银两或实物交易为主。由于纸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，若强制流通只会驱逐有价值的金属货币——这一点在其后的元、明两朝更加明显。
元代
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王朝，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纸币本位的政权之一。
自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，政府规定纸钞（中统钞、至元钞等）为法定货币，严禁金银铜钱在市场上自由流通。元政府一度下令收缴民间金银，要求民众一律使用朝廷发行的钞票。由于缺乏金属本位支撑，纸币发行很快失控。
元朝中后期，朝廷屡次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亏空，并数次以新钞贬换旧钞（称“变钞”），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。
到元末14世纪中叶，纸币价值跌至惨烈地步。据估算，物价相比元初暴涨了数万倍，当时买一斗米可能需要一车纸钞。由于纸币严重贬值，金银等硬通货在官方严令下早已退出流通，民间只剩下迅速贬值的“劣币”纸钞。
当纸币信用彻底破产时，商民被迫抛弃纸币，重回以物易物的状态。
明代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汲取元末教训，又出于对民间富商掌握白银的不信任，选择在洪武年间废除大部分前朝流通的纸钞和金属货币，改发行“大明宝钞”作为全国法定货币，并严禁民间买卖私藏金银。
明初的宝钞制度本希望以国家信用推动纸币流通，但很快重蹈覆辙。朝廷屡次滥发宝钞填补支出，市面出现大量伪造的假钞。
在洪武末年到永乐年间，明纸币不断贬值。至明宣德、正统年间（15世纪中期），大明宝钞仅剩面值的约1.4%价值（即百元宝钞实际只能换到约1.4文铜钱），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胀。
纸币（劣币）的信用几乎丧失，只能通过强制法令使用；同时，民间开始偷偷以白银为价值尺度进行交易。由于宝钞不保值，百姓更愿意私下用白银和铜钱（良币）互相结算，宝钞反而被束之高阁。这种情况下，白银重新登上货币舞台：明政府虽三令五申禁止，但最终不得不默认白银在经济中的流通地位，并在弘治、正德年间以后停止续印新钞。
明英宗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停止宝钞发行，到明代中叶纸币实际上退出流通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从海外大量流入的白银成为主要货币。
明政府陆续颁布令：允许以银交纳赋税（如1465年准许赋税折银，1475年盐税折银等）。由此，市场自主选择了稳定的白银（良币）驱逐了失信的宝钞（劣币）。明朝后期经济以白银为本位，货币流通恢复相对稳定。明初宝钞的沉浮再次证明，如果政府发行的货币无法保持币值，民间会自发转向更可靠的货币充当交换媒介，“良币”最终会重获主导地位。
清代
清朝前期沿用了明末的双本位货币体系：高价值交易用白银（银两，非标准银币），日常零用以铜钱（文钱）。银铜比价随市浮动，一般在1两银≈1000文铜钱左右。
在19世纪中叶以前，清政府相对谨慎地维持着银铜兑换和铸币的稳定。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，清政府财政濒临崩溃，不得不大举增发劣质货币以解燃眉之急，引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。
咸丰年间（1853–1861年）的货币动荡尤为突出：咸丰三年起，清政府一方面大量发行无足值准备的纸钞（“大清宝钞”、“户部官票”），另一方面大幅度改铸“大钱”。
所谓大钱，即面额远高于当时通行制钱的小额铜钱。例如铸行了当十、当五十、当百、当五百、当千等各种“大钱”铜币，甚至还有铁制大钱。这些新钱的实物含铜量都不足以支撑其标称价值。
以宝源局铸造的当百钱为例，重量虽较普通一文钱大，但远不到100文小钱的总量，却强令市面以1当百折100文使用。同文帝和徽宗时代类似，巨大的币值高估促使造假和盗铸盛行：民间纷纷私铸质量更低的伪大钱混入市场，牟取暴利。
官方劣币加上私铸劣币，数量激增，直接冲击了原有铜钱和白银体系。结果很快出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局面：铸造大量铁钱尤其造成恶劣影响，由于铁质币面值与铜钱相同，成本却低很多，民众自然倾向花出铁钱、留着铜钱。铜制制钱（相对良币）因此几乎从市场上消失，大量被囤积或熔化。
这与古代王朝的教训一脉相承：越是妄图用各种强制手段让劣币流通，最终越容易引发信任危机，反而保值的良币会以某种形式回归。
- 作者:瞎搞研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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